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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翻译】名词解释——德意志中世纪的桩内市民与城外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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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虽然是一部德意志中世纪史与城市史方面的专著,但是作者几乎将其写成了在该领域的百科全书,整本书的页数超过了1100页。笔者在查询文献时找到此书,便将本人所需信息所在的章节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桩内市民(Pfahlbürger)与城外市民(Ausbürger)在文献当中并不总是划分得非常清晰的专业术语,并且二者表面上可以相互交换。城外市民的概念具有更加广泛的涵义,因此它也可以涵盖桩内市民。在城市当中,这类人经常被称作城外市民,是鉴于桩内市民的非自由农身份而避免了它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负面内涵。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两组不同的人群。

  在1232年弗里德利希二世承认的《有利于诸侯的法规(Statutum in favorem principum)》中被解释为未定居下来的市民(cives non residentes)的桩内市民,无论男女,都属于城市周边土地上的居民,与城市建立了类似市民权的关系,但都基本生活在农村。他们若想获得市民的身份,就得支付一定数量的准入费用,向城市宣誓效忠,并且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他们的市民身份。尤其是他们要接受城市的司法管辖。为了加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他们可以购买应税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有时还要提供担保人;在某些时候他们还必须居住在城市里。例如,在冬季,法兰克福的桩内市民必须携带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雇农在城市里居住一段时间;而在居住期限较长的城市,城市一方也会缩减最后的期限,以有利于桩内市民们收割作物。此外,桩内市民每年要缴纳固定的税款,有时比城市的财产税还要高,同时也可能有义务参加兵役。为此,他们有权与城市市民享有相同的权利。他们通常都是富人,属于一种“乡村贵族(Dorfpatriziat)”,但他们往往也是隶属于领主们的非自由民(Eigenleute),或者在纳税义务方面有其它的从属关系,从而导致公认的市民权与现有的仆从地位发生冲突,后者会受到有利于城市管辖权的司法豁免权利以及免除依附农(Hörige)纳税权利的侵害。在瑞士的阿彭策尔地区,整个乡村的村民都成为了桩内市民;在伯尔尼高原和台地,有一半农民都与伯尔尼城市建立了城外市民的关系。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有103个村落获得了市民权,但此外有义务参加像修建壕沟和城墙等城外工事的市民徭役(Bürgerfron)。

  城市对桩内市民的兴趣在于通过吸引可以为给养供应、税收和军事服务提供安全保障的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从而与城市周边的土地建立联系并实现控制,然而对于战略性的领邦政策,即在城市保护桩内市民并对他们负责,以及让继续定居在他们农村栖息地的桩内市民方便进入城内集市等方面而言,现有手段还是不够的。从城市法庭的使用来看,桩内市民可能会在与原来的领主或其他的争端对立方的纠纷诉讼中享有法律、团体乃至妨碍策略上的好处。桩内市民的制度便造成在城市与封建领地之间出现了一个法律上尚未解决且容易制造暴力的地带,其中双方的诉求会相互冲突,并且造成领主在人力、劳役、收入以及相关威望上的损失。有时,在农民税赋与劳役问题上,城市与领主之间会寻求达成契约式的协议或者仲裁法庭的裁决。然而鉴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城市与桩内市民方面也几乎未达成统一确定的利益。在最终于城市定居之前,桩内市民的地位可以是正式市民身份的初级阶段。

  由于与领主的权利发生冲突,因此桩内市民的身份不断被帝国法律所禁止,例如:1220年的《与教会诸侯的盟约(Confoederatio cum principibus ecclesiasticis)》,1231/32年的《有利于诸侯的法规》,1235年弗里德利希二世、1298年阿尔布雷希特一世、1255年第一次莱茵城市同盟以及1333年路德维希四世分别颁布的领地和平法令,这些文件都对桩内市民采取否定和禁止的态度;卡尔四世对待桩内市民的态度特别严苛,他分别在1340、1341颁布法令拒绝认可桩内市民身份,而且在1356年的《金玺诏书》中的第16章里表示对桩内市民采取严厉的惩罚;之后国王文策尔在1389年的《埃格尔帝国领地和平法令》里再次强调禁止桩内市民,而时任国王的西吉斯蒙德在1431年颁布的《金玺诏书》里则是将对桩内市民的禁令变为“永久”的法律。在这一帝国法令里,规定城市只允许在城中拥有自己住所的市民存在;所有授予桩内市民权利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非自由民的授予,在法律上都已被宣布为无效。著名的1356年《金玺诏书》里有关桩内市民的规定被翻译成德语记录在西吉斯蒙德于1431年颁布的《金玺诏书》里面,对于处在城市市民与农村仆从二者中间地位的桩内市民,接纳他们身份的行为被谴责为对其本该从属的领主的一种欺诈与诡计;此外它还规定,只有当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亲自迁徙至城市里面,并不是弄虚作假,而是诚心实意而且长久地在城市里定居下来,遵从城市的法律并且缴纳城市的普通税费,才会允许这些人享受城市的自由与保护。

  与君主和帝国紧密联系的城市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在1346年就放弃了与农民身份的城外市民订立合同;这145名城外市民当中大多数就都搬进了城市里。梅明根、肯普腾、伊斯尼和洛伊特基希等帝国城市在1398年一致同意在原则上放弃接纳桩内市民。正如西吉斯蒙德国王在1431年颁布的《金玺诏书》中作出的二选一的要求那样,桩内市民要么通常获得了城市的正式市民身份,并且只在作物收获的时节前往乡村,或者要么就仍与他们的领主待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桩内市民还会向城市寻求其它形式的保护。

  1356年《金玺诏书》的颁布就已经造成桩内市民接纳数量的继续下降。占据优势的诸侯邦君加强了他们领邦的建设,与此相反,城市的保护无法再得到保障。而通过市民购买庄园土地和受庇护农民(bäuerliche Hintersassen),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15世纪上半叶,桩内市民这一身份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除了瑞士地区——在这里,桩内市民数量起初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则因为城市的限制性态度才使得这一群体在15世纪末失去了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时期,无论是否得到城市议会的允许,市民们为了经济目的也会在乡下定居一段时间。

  城外市民更适合称呼那些从城市那里获得市民权却没有居住义务的拥有庄园土地的贵族、伯爵,拥有个人自留地的骑士、骑士扈从(Edelknecht)以及自由民。此外,在城市周边地区还有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城市与贵族身份的城外市民享有共同的军事利益,受防御工事保护的城市与乡下的贵族城堡在军事上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对方,为此在战争情况下城市被授予了开城权(Öffnungsrecht),因此城外贵族的要塞和城堡及其全体人员可以成为至关重要的战时资源为城市所用。参与城市的经济生活,以及偶尔获得城市的司法管辖权,对于(城外的)贵族而言也同样具有吸引力。不过在这些城外贵族“归化”为城内市民之后,城市也经常会因为这些热衷私战的贵族而卷入意外而讨厌的战争当中。对于大城市而言,接纳城外市民是一种保护商路与确保周边地区安全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其领邦政策的一种补充。而对于帝国的诸侯领主阶层,尤其是南德诸侯,在14世纪下半叶与城市互相处于者尖锐的敌对状态,他们试图瓦解贵族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因此当城市一方在1388年南德地区的诸侯与城市战争中战败之后,在1389年他们被《埃格尔帝国领地和平法令》强迫解除骑士们的市民身份。与法兰克福一样与帝国有着紧密联系的城市纽伦堡虽然在1386/87年间只不过精挑细选般地接纳了20名弗兰肯骑士作为桩内市民,但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属于具有贵族身份的城外市民。本来就有很明显的同盟特色的身处贵族等级的城外市民群体,并不像或者说很少像农民身份的桩内市民那样意味着要服从市议会的统治还得背上纳税义务,他们对城市的援助义务在14世纪的时候就逐渐被军事盟约、佣兵合同以及支付地租等手段所替代。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城外市民变成了雇佣军。

  然而根据一项城市法令,罗特魏尔以单方面制订的法律关系,以契约的形式,向其城外市民(包括高级教士、贵族领主以及非贵族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城外市民要保持至少五年的公民身份,他们以及与其共同获得市民权的仆从与财产,都要遵守与城市的签订盟约;城外市民的城堡与要塞为城市做好准备,只要城市处在危急关头,他们就需要打开城门,前来援助城市;与城市发生法律纠纷的城外市民,也必须将诉讼案件递交至罗特魏尔的市议长依法处理,即使在其市民权利关系结束以后,诉讼案结案也不得递交至其它法庭。如果城外市民需要城市的帮助,他们必须遵循市议会的规则,在数日之内同意纠纷和解,或者根据仲裁庭的裁决解决纠纷。如果他们不打算这么做,城市就没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果他们需要城市派遣特使,他们就需要像本地市民那样自己负担所产生的开销。在涉及可追溯至城外市民获取公民权利以前的纠纷和事务中,城市没有义务提供帮助,但如果城市这么做了,那么就只会是自愿行为。

  斯特拉斯堡城市议会自1422年不再接纳农民身份的桩内市民,而且自1433年也开始限制贵族身份的城外市民。无论其身份尊卑,也无论是来自宗教还是世俗阶级,该市都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城外市民。如果城外市民向市议会提交了接纳申请,那么后者就必须决定是否将该请求转交至大参审团议会(große Schöffenrat)以申请最终判决。不过鉴于城外市民曾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纠纷、磨难和金钱负担,因此斯特拉斯堡对他们采取限制也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市议会的记录,在1476年,直属帝国的小城肯普腾周围4里地的范围内,有600多名城外市民,可能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必须为市民身份缴付一笔入城费以及年税。对于1474-1475年间针对勃艮第公爵作战的帝国战争——诺伊斯战争,他们还被城市判定要宣誓申报一笔财产税。于1368年最终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的城市——布赖斯高地区的弗莱堡,到1453年时仍在41个地方拥有桩内市民,在1500年左右在25个村落里具有同样身份的还有120户。此外,大约自1300年起,在城市附近就有与贵族签订协议的契约市民(Paktbürger)存在。讷德林根的城市议会在1448年记录了在城市周围20-30公里的区域里有30位具有贵族身份的城外市民与契约市民签订了不同类型的协议,同时还说明了城市的经济利益区域。奥格斯堡的城外贵族与契约市民两个阶层在15世纪初共同约定了一个固定的税额,但是在市议会于1451年颁布了禁止通过特别协议接纳他们为市民的法令之后,这一契约形式基本上就消失了。

  科隆的城外市民组织非常独特,尽管城内市民身份与个人或世袭的城外市民身份名义上实现了平等,但是二者之间有严格的区别。(在科隆)也被称为贵族市民(Edelbürger)的城外市民,并不负有纳税与定居的义务。大约在1263年至16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内,科隆的城外市民盟约是一种制度设计,无视或者规避帝国法律的结盟禁令,与正在形成的长途贸易路线上的下莱茵地区的上级与下级贵族结盟,以达到他们所在地区或者领地内科隆贸易道路安全的目标,以及通过联盟制度——在1338年科隆有30名城外市民——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独立于大主教城市领主的地位。在1288年的沃尔灵根战役中成功战胜了他们的大主教城市领主之后,科隆城市加强了吸引城外市民的力度。

  科隆城市并没有根据城外市民的地位、政治-军事能力以及成就而将他们每年需要基于地租采邑(Rentenlehen)支付的租金划分等级,科隆的城外市民有义务组织一支军事部队以应对城市的求助,保护科隆市民在其领地范围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不得征收特殊关税与税赋,建立适合与科隆联系的司法制度,并放弃与科隆市民的共同责任。在城外市民及其仆从居留科隆期间,他们也能享受到类似的优惠。1430年左右,不仅在莱茵河左岸,而且在摩泽尔河-兰河与利珀河之间的莱茵河右岸的大片地区都居住着城外市民,其中还包括诸侯的顾问和官员。在这些城外市民当中,有像于利希公爵和许多下级贵族这样具有世袭地位的城外市民,他们将自己视作科隆城市的封臣;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的自有地财产委托给城市以建立采邑关系,从而换取一个封地。(对城外市民而言,)1474-1475年的诺伊斯战争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在这场战争中城外市民们被要求协助抵抗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对科隆大主教领的入侵。

  笔者最后想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何将Pfahlbürger翻译为“桩内市民”。

  在中世纪的中欧,城市的领地布局从外到内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最外层的即是领地的边界,但是这一条边界并不是简单的封闭曲线,而是一片防御区域,区域的最外侧会存在着标识界限的界桩(Grenzpfahl/Friedenspfal)。这外层区域内一般分布着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边防工事(Landwehr),主要包括路堤或水堤、土墙、围篱、鹿砦、壕沟(有时会是河沟)、陷阱,还有一些堡垒、塔楼以及具备瞭望功能的磨坊,有时甚至还包括便于士兵巡逻或者守卫的道路。在边防工事区域之后,是一大片广阔的城市农地(Stadtflur)。在这块农地上面,存在着许多农田、牧场、树林,还有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农民,以及一些像酿酒作坊里的手工业者;除此以外,还有部分贵族(例如伯爵、领主、骑士等)和他们居住的城堡或要塞,有时还存在着教堂、修道院以及在其中修行的神职人员。而在这一片地区的中心,才是我们熟悉的被高大而牢固的城墙以及护城河所保护的城市中心区域——即市民们所居住的地方,在城墙内的核心地区便是市政厅和市内的教堂。

  因此Pfahlbürger在这里,指的便是居住在城墙之外的城市农地(Stadtflur)上,却具有市民权资格的人(农民),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领地的界桩(Grenzpfahl)以内,所以相较于商务印书馆在《德意志史》中翻译为“桩上居民”,笔者还是认为翻译为“桩内市民”更加妥当或贴合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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